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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他忽然明白了，他们要做的不是替蔡国维“完成”。

    而是用此刻的语言，接住那个年轻人，从1941年抛过来的问题。

    他把纸推到顾家辉面前。

    顾家辉盯着那几行字，看了足足三分钟。

    然后，他坐回钢琴前。

    这一次，他没有弹任何复杂的和弦。

    左手轻轻按下《月光光》最简单的旋律线，右手只加了三个音符。

    一个上扬的、清澈的、像水滴落入深潭般的高音泛音。

    就那么三个音，却让整段旋律，突然有了呼吸。

    “对！”

    顾家辉喃喃道，“就是这样。不要改旋律，改‘气口’。在‘太平归来做新郎’那句后面，留三拍空白。然后让这三个音，像回声一样浮起来。不是结束，是打开了一扇窗。”

    罗大佑的吉他，跟了进来。

    他用指甲背，轻轻刮弦，模仿风吹过空屋破窗的呜咽声。

    三种声音交汇。

    钢琴的清澈、吉他的沧桑、还有顾家辉下意识，哼唱的那段原始《月光光》调子。

    在深夜里交织，慢慢长成了某种，近乎祈祷的意蕴。

    就在这一刻，录音棚的门被敲响了。

    敲得很轻，但在寂静中格外清晰。

    黄沾皱眉：“这个点？谁啊？”

    门开了。

    站在门口的是山田真一。

    他穿着皱巴巴的衬衫，手里拎着一个旧公文包，眼下乌青，像是刚经历了长途飞行。

    更让人意外的是，他身后跟着渡边健。

    那个在《民国》片场，跟了一个月的日本少年。

    此刻低着头，手里紧紧抱着一个铁皮盒子。

    “抱歉，这么晚打扰。”

    山田真一鞠躬，声音里有种罕见的疲惫，“我知道你们在忙，但有些东西，我觉得不能再等了。”

    顾家辉起身：“山田先生？渡边君？你们这是？”

    “我从东京直接飞过来的。”

    山田真一，走进录音棚，把公文包放在控制台上。

    他看了眼摊开的残谱，目光在“但如何亮”那行字上停留片刻。

    然后深吸一口气：“渡边君从槟城回来后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三天。昨天他来找我，给了我这个。”

    渡边健上前，把铁皮盒子轻轻放在桌上。

    盒子很旧，边角都锈了，上面用油漆写着模糊的日文。

    “这是我祖父的遗物。”

    渡边健的声音在发抖，“他1942年在槟城驻防。这个盒子里，是他当时的日记，和一些没收的侨民家书。”

    山田真一打开盒子。

    里面没有武器，没有军功章。

    只有一叠泛黄的本子和几十封用中文、英文、马来文写的信件。

    最上面一封信，信封上写着“蔡国维收”，寄件人处是“黄月萍新加坡寄”。

    但信件，没有被拆开。

    信封背面，用红笔盖了一个刺眼的印章：“军事审查·没收”。

    “我祖父是文书兵。”

    渡边健低着头，不敢看任何人的眼睛，“他的任务，是检查所有侨民往来信件，没收‘可疑内容’。这封信因为提到了‘重庆’和‘空战’，被扣下了。按照规定，应该销毁。但我祖父，在日记里写……”

    山田真一从盒子里，拿出一本日记，翻到某一页递给顾家辉。

    日记是日文，但旁边有渡边健手写的中文翻译：

    “昭和十七年（1942）四月三日，阴。今日没收蔡姓侨民家书一封，寄往重庆。按令当焚。然信中附歌谱残页，题为《月光光》。读之，竟想起故乡母亲所唱之《摇篮曲》。此蔡姓青年与我同龄，亦是人子，亦有思念之人。阅之不忍，私藏之。此为罪乎？此为仁乎？不知。”

    日记到这里结束。后面几页被撕掉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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